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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摆摊打气球判三年,司法就这么任性? 

  51岁家住天津市河北区的赵春华,因为在街头摆的射击摊位上,有6支枪形物被鉴定为枪支,12月27日,被该市河北区法院一审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赵春华不服判决表示将提出上诉。


  在知道判决结果后的那几天,赵春华一度很犹豫要不要上诉。这个初中文化的大妈身陷囹圄两个多月以来,对自己摆气球射击摊却触犯非法持枪罪这件事,并不够清楚。但是,她却担心上诉会花很多钱,会拖累唯一的女儿。她在看守所里为是否上诉犹豫过。这几天她想得最多的,竟然是刑事案件上诉会不会有上诉费,会不会让女儿花更多的钱,让女儿受到自己的拖累。她也担心,也许上诉并不会改变一审判决的结果,如果早一点去队里(监狱)服刑,早一点争取减刑,还能早点出来。

  这个一直老实巴交的大妈,到了看守所也没有改变自己省吃俭用、害怕花钱的习惯。在赵春华进看守所之后,女儿给她存了3800元的生活费。过去了两个多月了,赵春华总共只花了800元。她甚至拒绝女儿再给自己寄钱,反复叮嘱,生活费足够了。

  在看守所,咸菜和蔬菜都需要提前预订。赵春华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担心,她担心,如果不上诉,就会去监狱服刑,那么之前预订的咸菜和蔬菜就要浪费了。赵春华有点舍不得,她觉得已经订了菜,万一自己离开看守所去了监狱,就吃不上了。

  在进看守所之前,赵春华就从来不舍得给自己买东西。进了看守所之后,女儿担心她冬天受冻,“强迫”买了两身新的保暖内衣给她,大概是她为数不多的新衣服。而让赵春华寝食难安的,就是担心因为自己的事让女儿多花钱,拖累女儿。而赵春华远在内蒙古的老父亲,并不知道她这段时间一直待在看守所里,只是有时会念叨,女儿好像好久没来电话了。

  一审开庭时,赵春华看着旁听席上一直哭泣的王艳玲,心都碎了。她很担心自己会影响到刚刚结婚的女儿。赵春华进入看守所之后的10月底,正是王艳玲早就定下的结婚的日子。为了母亲,王艳玲曾想推迟自己的婚期。但赵春华坚决不允许。在赵春华心里,她害怕自己会影响到女儿刚刚开始的新生活。

  “如果知道真有杀伤力我肯定不会摆这个摊”

  “如果真的知道这个摊上的枪,是真有杀伤力的枪,我肯定不会摆这个摊。”在问起赵春华那个她摆了两个多月的气球射击摊时,她依然觉得一切就像一场不可思议的梦。

  在她看来,她赖以谋生的射击摊上的枪,和真正的枪并没有联系,只是塑料的“玩具枪”而已。

  她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如果早知道肯定不会摆摊。之所以天天蹬着三轮去摆摊,也是想要赚点钱,有个谋生的法子。“如果之前有人来给我说一声,哪怕是处罚一下,之后也就肯定不摆这个摊了。”

  除了赵春华,2016年10月12日晚上,同在“天津之眼”摩天轮附近摆气球射击摊的还有9个摊点的12人被警方带走。赵春华是第一个一审被判刑的,其余12人,有8人被取保候审,4人依然被羁押,案子尚未开审。

  27岁的小赵,同样因为射击摊上有3把枪被鉴定出枪口比动能超过1.8焦耳/平方厘米,被认为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

  不确定能否取保候审 母女俩盼望春节团圆

  赵春华被羁押之后,“天津之眼”摩天轮附近的那个流动摊位,已经变得空荡了。



  如今,她的三轮车停在没有门锁的房门外,车上积起厚厚一堆雪。三轮车上那块折叠起来的用来固定气球的板子,如今没有气球,只剩下“一枪一镖,打破几个都算一个”的手写黑字。

  这是两间在最寒冷的日子里没有暖气的简陋平房。要去到房间,需要穿过一段满是碎砖残砾、垃圾遍地的窄路。冬天,临时栖居于此的人们就靠着蜂窝煤炉子,来打发走难挨的寒冷。过道上,摆放着做饭用的天然气炉子,堆放着各种横七竖八的杂物。



  赵春华曾在这里住了半年。一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曾是她和女儿栖身的家。房间里一张大床,占据了将近一半的空间。一个柜子,一张板凳,是除了床以外的唯一家具。冰冷的房间,靠着一个小小的蜂窝煤炉子取暖。

  一台不大的海尔旧电视,也许是这个房间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浴室,要洗澡需要去附近的公共澡堂。要上厕所,就要去附近的公厕。

  但赵春华曾经住得很满意,一间房间300元房租,两间600元,是她在这个城市里能够承担的。

  而另一个房间,则堆满了赵春华摆摊时要用到的家当。“20元18发”“20元15镖”的简陋海报还贴在一个简易的小钢架上,几个塑料小凳子随意地丢在地上。几个大麻袋里,装的都是赵春华之前进的货——给顾客的各种礼品。

  2017年1月3日,代理律师替赵春华通过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向天津市一中院递交了上诉状,取保候审申请书也将在随后正式提交法院。“赵春华摆摊就是谋生,没有任何主观犯罪的故意,她这个年龄了,没有任何社会危险性,身体也不好。二审当中,我们将为她做无罪辩护,对其取保候审。”

  赵春华并不确定自己能否得以取保候审,她的内心一直忐忑。女儿和她一样,盼望着在春节团圆,希望分离数月的母亲能够一起回家过年。



  这起枪支案很容易让人想到前不久内蒙古法院判决的一起农民收购玉米被判刑的案件。两起案件被告人都是违反了不熟悉的法律法规,枪案的主角赵春华违反的是《枪支管理法》规定,收粮案的主角王力军违反的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二者还有一个最大的共通之处是,平时觉得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怎么说犯罪就成了犯罪?这种从平常事到犯罪的陡变让人难以接受。当事人本人及其家属接受不了,普通的民众似乎也不接受。

  不过,根据刑法的规定,这两起案件的判决似乎也有法可依,甚至可能还是法院慎重讨论过的。以上述第一个枪支案为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非法持有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的”即可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告人赵春华有6支枪形物被鉴定为“枪支”,由此,足已超过定罪的标准,将其定为非法持有枪支罪符合法律规定。而引起人们争议的问题在于为何明明是平日的玩具枪却能构成犯罪。原因无非是民众对于犯罪的日常认知和法律对于犯罪的实际规定不一致。民众认为可能不是犯罪的行为,法律可能已将其规定为犯罪,也就是说立法与守法相互脱节了。

  从立法层面上说,法律将一个行为是否规定为犯罪,是立法者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这种行为必须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司法人员在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无疑首先要依照法律规定,以其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作为判定犯罪的标准。从上述两个案例来看,司法人员似乎都是依照相关规定行事。甚至,审判者可能认为还是“手下留情”了。问题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除了违法性判断外,还应对其行为内容本身进行实质性评价,考量其是否确实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点往往更为复杂。

  一切法律都是以保护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最终目标,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是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造成侵害。但是,不能排除一部分违法行为在形式上虽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但由于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法律没有变化),其违法的内容已经失去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司法人员在做评价时难免会出现分歧,从而作出有争议的判决。

  其次,作为普通民众,对于一些常见的犯罪往往认识有余,例如杀人、强奸,抢劫或盗窃等。而对于具体到枪支的认定标准等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苛求民众必须了解则并不现实。同时,违法乃至犯罪行为通常会违背社会生活常轨,而国家对任何行为也是有一定的忍耐限度的,如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就没必要作为犯罪来处理。就上述案件的当事人来说,一个认为自己只是“摆设了一个玩具枪打气球的摊位”,另一个可能是“在无照情况下收购粮食”,这两个行为的本质都在一般社会民众忍受的范围内。特别是他们都会比较,身边好多人都在这么做呢。这时,普通民众的认知就与法律规定或者司法判决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势必让人质疑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刑法原则,甚至减损刑法的权威与严肃性,对培养和树立民众的法律信仰亦无益处。

  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这个矛盾,还是有赖于司法人员的积极作为。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法院和法官仍然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司法者不应只是看到某些行为违反法律规范的一面,更应看到行为在本质上是否侵害法律保护的利益,特别是要综合衡量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法律不强人所难,何况刑罚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底线,不能轻易适用。

  其实,关于枪支案的争论已经发生过多次,如近年来各地对于走私玩具枪的案件判决就大不相同,这类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早就引发关注。在不同法院“各自为政”的背景下,最高司法机关完全可以就这类典型问题进行统一干预,维护法律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事实上,最高法院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指导下级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好在我国2015年初开始设立巡回法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如今,巡回法庭已经对全国实行全覆盖。最高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立就是要总结不同地区的审判经验,呼应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司法需求,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对于这一类“民众难以接受”的案件,巡回法庭可以纳入管辖并给出权威的说法。

  在所有的法律中,刑法作为最后的保障法,其强制性最为严厉,错误使用刑法导致的“副作用”最大,也是最应当避免的。在刑法适用领域,如何“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不仅仅体现在依法惩治犯罪的过程中,也体现在让当事人和普通民众信服判决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已依法指令有关法院再审内蒙古这起农民收购玉米被判刑案,这在一定意义上告诉我们,刑事判决不能给人太突然的感觉,刑事判决需要社会和公众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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